香港回归一周年前夕。由5所大学、45间中学的五百名校长和师生组成的“中华历史文化教育交流团”，前往北京同首都的教育界同行开展参观学习交流活动，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当我告诉爸爸我也是“交流团”的一名成员时，爸爸非常高兴。他一高兴话就多了。家父长期喜爱阅读和写作，常在报上发表文章。记得他是在1992年加入深圳作家协会。平时在家爸爸不多说话。但使他高兴的事一旦发生，他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。
我在1996年毕业于澳洲悉尼新威尔斯大学后，返回香港在一间中学当教员。
爸爸见我从澳大利亚回港后天天看的那份英文日报，看得出他是不大高兴的。在他看来，他的女儿会从这份日报上对祖国有客观公正的认识，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份报纸对内地的报道和评论，都是“忧多于喜”。但出于尊重女儿读报的选择，爸爸没有干预过，甚至连暗示一下也没有。爸爸只是希望我这位受西方传媒影响较多的女儿，有机会到内地走走看看问问，内地的实况是“忧多于喜”、“有忧有喜”还是“喜多于忧”，亲自见证最为可信，走马观花亦无妨。北上“交流团”有我一名，良机难得（费用全免），爸爸自然非常高兴。
爸爸一高兴话就多了。启程前的一个晚上，爸爸对我说，香港回归之后，让香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，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、发展祖国文明的伟大实践，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巨变，逐步地有所了解和认识，是非常必要的。你身为教师，这种了解和认识走在学生之前，更加必要是显而易见的。他说来娓娓不倦，聆听着深有感触。
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他说，你们“交流团”到北京后，会有令你们特别感奋的时刻出现。他这话的意思是，“交流团”将会受到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我好奇地问爸爸，作出这种预想的根据是什么呢？爸爸说道理很简单，国家领导人一向关怀香港青少年的成长，香港回归后就更加关心了。“交流团”参与的学校之广，师生之众都很不寻常，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并非“奢望”。我听了这个道理，半信半疑。我说，得到教育部门领导人的接见已经足够，不敢有更高的盼望。后来的事实表明，爸爸的“预测”中了。
6月29日上午9时，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，特别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果然到来了。江泽民、钱其琛等国家领导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步入东大厅。“交流团”全体成员荣幸地同国家主席合照留念，江主席还发表了对香港青少年充满殷切期望的讲话。
我当晚用长途电话把这一爸爸意料中的喜讯告诉他。他在电话中高兴地祝贺我说：“首次上北京就有机会同国家主席一起照相并聆听他的教诲，祝贺你运气奇佳！”
“交流团”的全部活动圆满结束后回到香港，我们每人拿到了一张具有永远纪念价值的同江主席合照的相片。爸爸如获至宝，特地把相片镶进精致的镜框上，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墙上。在他看来，这是金不换的“家光”，每次向客人介绍，他都格外高兴地指点他女儿所站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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